凌玥没有回头。她的手放在门把手上，金属很凉，凉到她的指尖在发麻。她拧了一下，门开了。走廊的感应灯亮了，白晃晃的，刺得她眼睛疼。她走出去，门在身后关上了。关上的声音很轻，但她听到了。它在说——“你自由了。”她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味道，但她知道它比这间房子里的空气好闻。这间房子里的空气太闷了，闷到她喘不过气。她要出去，去一个有风的地方，有光的地方，有沈玉的地方。
凌晨的街道很空。路灯亮着，橘黄色的，照在空荡荡的马路牙子上，像一个个没有人等的站台。凌玥拖着行李箱走在人行道上，轮子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像一个人在空旷的走廊里跑步，脚步声在墙壁之间来回弹跳，怎么也停不下来。她走了一段路，停下来，打了辆车。车来了，她打开后备箱，把行李箱放进去，坐进后座。
“去哪里？”司机问，声音有些哑，像是刚睡醒。
凌玥想了想。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她只知道她要去有沈玉的城市。沈玉在哪里？她在北京读大学，还是已经毕业了？她在哪个城市工作？她住在哪里？她有没有搬家？她的手机号码换了吗？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沈玉在她心里，在她心里最深处，在那个没有人可以触及的地方。她带着那个地方，去哪里都可以。
“火车站。”凌玥说。
车开了。窗外的风景在黑暗中快速后退，路灯一盏一盏地掠过，像一颗颗被剪断的珍珠，散落在黑暗里，再也捡不回来。凌玥靠在座椅上，看着那些光，觉得自己也在后退。后退到十六岁，开学典礼，沈玉坐在礼堂角落里，穿越整个礼堂看着她。她的目光很亮，亮到她低着头也能看到。后退到十七岁，沈玉背她去医务室，趴在她背上，闻到沈玉头发上的洗发水味道，觉得那条长廊可以再长一点。后退到十八岁，毕业典礼，她在操场上等沈玉，沈玉在银杏树后面等她。她们都没有等到。后退到现在，凌晨三点，她拖着行李箱，坐在出租车上，去火车站，去一个有沈玉的城市。她不知道那个城市在哪里，但她知道她要去。因为她不能再等了。她等了十年，等到了沈玉的“我喜欢你”。现在她要去找她，不是等，是找。
上海。她选了上海。不是因为上海有最多的机会，是因为沈玉说过，她以后想去上海。“那里有很多高楼，很多灯，很多不睡觉的人。我觉得那里不会孤单。”沈玉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们坐在天台上，夕阳落在她们身上，把她们的轮廓镀上一层淡金色的光。凌玥没有回答，但她记住了。她记住沈玉想去上海，记住沈玉怕孤单，记住沈玉需要一个人陪她。那个人可以是她吗？她不知道。但她要去试试。
火车开了很久。久到她睡着了，又醒了，又睡着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哪，不知道外面是什么风景，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到。她只知道她在往南走，往有光的地方走，往沈玉在的地方走。沈玉在吗？她不确定。但她要去确认。不能因为不确定就不去。她以前就是因为不确定，错过了太多。
上海南站，早上七点。天刚亮，灰蒙蒙的，像一幅还没画完的水彩画。凌玥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看着这座城市。高楼很多，灯很多，不睡觉的人很多。沈玉说得对，这里不会孤单。但她孤单。她一个人站在广场上，周围全是人，但没有一个人认识她。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今晚住哪里，不知道明天吃什么。她只知道她来了，来到了沈玉想来的城市。沈玉来了吗？她不知道。但她来了。她替沈玉来了。如果沈玉不来，她就替她看那些高楼，看那些灯，看那些不睡觉的人。然后画下来，等沈玉来了，给她看。
她找到了一间地下室。在法租界的一条老巷子里，一栋老洋房的下面。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没有窗的窗户——窗户开在地面上方一点点，可以看到行人的脚。行人的脚从窗前走过，一双一双的，有的快，有的慢，有的穿着皮鞋，有的穿着运动鞋，有的光着脚穿着拖鞋。凌玥看着那些脚，觉得它们在替她走路。她走不动了，太累了。她坐在地下室的床上，床很硬，弹簧硌得她屁股疼。但她没有起来。她只是坐着，看着那些脚，想着沈玉。
墙上有霉斑。黑色的，一块一块的，像一幅被毁掉的画。凌玥看着那些霉斑，觉得它们在生长，在呼吸，在占领这间小小的、没有光的房间。她没有擦它们，因为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擦。擦了也会再长出来，像那些“你不行”和“你不配”和“你连名字都说不出来”。它们长在她心里，长了很多年，长到和她的心脏长在了一起。拔不掉，只能带着它们活。她带着它们活了很久，久到习惯了，久到以为不疼了。但她知道疼。疼在地下室的霉斑里，疼在没有窗的窗户前，疼在那些行人的脚下。他们不知道她在这里，在地下室里，在霉斑中间，在想着沈玉。
冬天来了。地下室里没有暖气，冷得像冰窖。凌玥裹着被子画画，手指冻僵了，笔握不住，掉在地上。她捡起来，握在手里，哈一口气，继续画。她画沈玉——沈玉站在台上发言的样子，沈玉背她去医务室的样子，沈玉在天台上等她的样子。她画了很多张，贴在墙上，贴在霉斑上面。霉斑被遮住了，看不到了。但它们还在，在画的后面，在墙的里面，在那间没有光的房间里。它们不会消失，但她可以不看。
她没有后悔。从来没有。她后悔过很多事情——后悔没有从天台门后面走出去，后悔没有接沈玉递来的水，后悔没有在毕业那天回头。但她没有后悔逃婚。逃婚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比画画还正确。画画是她爱这个世界的方式，逃婚是她爱自己的方式。她爱了自己一次，一次就够了。够她活很久，够她在地下室里画很多画，够她在那些行人的脚下找到自己的路。路很长，很窄，很暗。但她在走，没有停。
后来，她接到了第一个商稿。不是大项目，是一个小出版社的童书插图，钱不多，但够她付房租、买颜料、吃饭。她画了，画得很好，好到出版社的编辑说“你以后有稿子我都找你”。她没有哭，她笑了。不是嘴角弯起来的那种笑，是眼睛也跟着弯了的那种笑。那个笑容让编辑愣了一下，说“你笑起来真好看”。凌玥说“谢谢”。她知道她笑起来好看，因为沈玉说过。沈玉说“你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束光在地下室里亮着，在霉斑中间，在没有窗的窗户前，在那些行人的脚下。它在，没有灭。
她没有告诉沈玉这些。沈玉不知道她逃婚，不知道她和家人决裂，不知道她住在地下室，不知道她画到手指冻僵。她不想让沈玉知道。不想让沈玉觉得亏欠。她做这些，不是为了沈玉，是为了自己。为了那个从十六岁就开始爱沈玉、爱了很多年、爱到可以为了她逃婚、决裂、一个人去上海、住地下室、画到手指冻僵的自己。那个自己值得被爱，不是被沈玉爱，是被自己爱。她爱了自己一次，一次就够了。够她活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