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51，从逃离到归来，从女孩到女人，从养女到教父的女人。

麦克走后的第七天，长岛下了一场大雪。

塞西莉亚站在二楼的窗前，看着花园里的橄榄树被雪压弯了枝条。银绿色的叶子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暗淡，像一幅褪了色的旧画。她手里拿着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她写了三遍，又撕了三遍。第一遍写的是“我想你”，第二遍写的是“你混蛋”，第三遍写的是“注意安全”。最后她什么都没寄，把第三封信也撕了，碎片扔进壁炉里，看着它们卷曲、变黑、化成灰。

“不写信是对的，”维托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塞西莉亚转过身。老教父坐在轮椅上，由护士推着进了房间。他的脸色依然苍白，中枪后的身体远没有恢复，但他的眼睛——那双深棕色的、像古井一样深不见底的眼睛——依然是科里昂家族最锋利的武器。

“教父，”塞西莉亚走过去，蹲在轮椅前，“你不该下床。”

维托挥了挥手，护士识趣地退了出去。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维托说，“死不了。”

塞西莉亚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知道他在逞强。她也知道他不喜欢被人说破。

“麦克到西西里了，”维托说，“巴勒莫那边来的消息。他安全了。”

塞西莉亚点了点头，表情没有变化。但维托看到了她眼睛里的光——那种“松了一口气”的光，很淡，像冬天湖面上的薄雾，一吹就散。

“塞西莉亚，”维托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送他去西西里吗？”

“为了让他避风头。”

“那是原因之一，”维托说，“另一个原因是——他需要时间想清楚。他想成为美国人，想过正常的生活，想离开这个家。我给他时间，让他去想。如果他想清楚了，觉得离开是对的，我不会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