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靠在办公椅上，揉了揉眉心：“很矛盾。项目本身确实很好，对我们的工厂也有帮助。但是半年……”

半年，意味着云南之行要取消。

意味着我们刚稳定下来的生活，又要被打乱。

意味着相隔九千公里，每天只能靠视频联系。

“我想拒绝。”他说，“答应过你的事，我不想食言。”

我看着邮件里的项目介绍，心里也在挣扎。

理智告诉我，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情感告诉我，我们好不容易才等到这次旅行。

“先别急着决定。”我说，“再考虑考虑。”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睡好。

躺在床上，江临深突然说：“阿清，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我想了很久。

“我会去。”最后我说，“但这不是我的选择，是你的。”

“为什么你会去？”

“因为机会难得。”我转过身面对他，“而且如果项目成功，对我们的工厂，对中国的制造业，都有好处。”

他沉默了。

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照在他脸上。我能看见他眼里的挣扎。

“可是答应你的事……”

“旅行可以推迟。”我说，“半年而已，很快就过去了。等项目稳定了，我们可以去更久，去更多地方。”

“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人。”我握住他的手，“有浸月，有晴天，有陈组长他们。而且，”我顿了顿，“我也可以去慕尼黑看你。就像之前你看我那样。”

他看着我，眼睛渐渐亮起来：“你真的……不生气？”

“不生气。”我摇头，“只是有点舍不得。但舍不得是正常的，我们又不是要分开一辈子。”

他把我搂进怀里，很用力。

“阿清，”他在我耳边说，“你总是让我意外。”

“意外什么？”

“意外你的成熟，你的理智，你的包容。”

我笑了：“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感情，不是绑住对方，而是支持对方成为更好的人。”

他抱得更紧了。

第二天，江临深给汉斯博士回了电话，表示愿意考虑，但需要更多项目细节。

很快，更详细的方案发了过来。

我陪着他一起看。技术部分我看得懂——先进的机器视觉算法，智能化的缺陷识别系统，实时的质量数据分析……确实是行业前沿。

但商业条款部分，江临深更专业。他指出了几个潜在的风险点：知识产权归属不清晰，利润分配比例不合理，还有对中国市场的保护条款不够。

“需要谈判。”他说，“而且是大规模的谈判。”

“那就谈。”我说，“你擅长这个。”

他笑了：“对，我擅长。”

接下来的几天，江临深进入了工作状态。他组建了一个临时团队：有江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有从上海请来的技术专家，还有洪辰电子的财务总监。

每天从早到晚，会议室里的灯都亮着。他们研究方案，分析风险，制定谈判策略。

我负责工厂的日常管理，尽量不让他分心。但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一起吃饭，他会跟我讲当天的进展。

“德国那边很坚持知识产权要归他们。”他说。

“那不行。”我很坚决，“我们可以共同拥有，但不能完全归他们。”

“我也是这么说的。”他点头，“今天吵了一整天。”

“有进展吗？”

“有一点。”他笑了，“他们同意考虑共同拥有，但要我们出更多的研发资金。”

“多少？”

“三千万欧元。”

我倒吸一口冷气：“太多了。”

“我也觉得多。”他说，“所以明天继续吵。”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一周。江临深肉眼可见地瘦了，但眼睛越来越亮——那是遇到挑战时的兴奋。

我知道，他是真的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不是为钱，不是为名，是为那个可能性：做出世界一流的智能质检系统，让中国制造不再被诟病“质量不稳定”。

这个愿景，太有吸引力了。

出发去慕尼黑的前一天，江临深终于把所有谈判要点都敲定了。

团队在工厂的食堂开了个简短的庆功会。江临深举杯：“这半个月，辛苦大家了。接下来我去德国，会尽力争取最好的条件。”

“江总放心。”法律顾问说，“方案我们已经反复推敲过了，底线清晰，可操作性强。”

技术专家也点头：“从技术角度，我们的方案是合理的。德国人虽然傲慢，但也尊重专业。”

财务总监最后补充：“资金方面，江氏集团会全力支持。江董亲自表态了。”

江董，就是江振国。

我看向江临深。他对我点点头，意思是：我爸这次很支持。

真好。

庆功会结束后，我们回到公寓收拾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