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觉得谁该留下？”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他回。

“我想听你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的答案。”

通讯那头安静了很久，长到让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走神了，或者干脆把手机丢在一边去忙别的了。

终于，屏幕亮了一下。

他给我发来整整一句话：“只要你还在系统里，我出现的那一刻就应该默认自己是要消失的那个，这样我们才能在被他们问到‘为什么会有两个你’的时候，做到用最少的话回答最合理的问题。”

我盯着这句话，觉得胸口堵得慌。

“你不能把这当成是理所当然。”我回。

他很快发来另一个句子：“那你也不能假装你没有在默认这一点。”

这一次，我没再反驳。

因为他把我心里那块最阴暗、最不愿面对的区域当面掀开了——从我们开始写“留下”和“离开”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在心里默许了一件事：无论如何，总得有一个人承担解释的责任，而这个人，理所当然应该是系统承认的那个版本。

剧本的核心任务很简单：把所有可能的提问，全部导向一个共同的解释框架——事故只发生过一次，卡只借出去过一次，那个被人偶尔看见的“另外一个人”，不是复制体，不是第二个我，而是一个被我拖下水的普通同学。

这样做残忍得接近自私。

可是换一个角度想，如果真的失控到了那一步，他被抓在台面上和我一起被摆在系统面前，要么我们两个一起被当成“身份异常群体”处理，要么系统为了避免开这个口子，干脆把我也拉下水，那对任何一方都不会更好。

在这种扭曲的逻辑里，最“对”的做法，就是把所有危险都集中在一个版本身上，把另一个版本完全抹干净，看上去毫无破绽。

很像一场被迫参加的、只有一个名额的面试。

晚上快十二点的时候，我刚把那份“常见问题统一回答稿”初稿保存下来，手机突然不合时宜地响了，是一个陌生座机号。

那种以“0”开头、长得像公用电话的号码，现在已经不常见了，尤其是对我这样习惯所有事情都通过手机、微信解决的人。一瞬间，我想到好几种可能：传送站的用户关系小组提前打了，学校教务处打的，或者……我爸妈所在城市的座机。

我按下接听键，没有说话。

那边先开口了，是我们学院办公室老师有点疲惫却仍然保持温和的声音：“林述吗？我这边收到一份传送运营公司的协作调查函，他们最近在排查一批系统异常记录，里面涉及到你的身份信息，问你有没有时间接受一个联合回访。”

“联合？”我下意识重复了一遍。

“就是他们那边会派人来学校，”老师解释，“和我们一起当面核验一些情况，原则上不会影响你的正常上课，不过你最好提前有点心理准备，配合一下，把情况说清楚。”

“什么时候？”我问。

“具体日期还没定，”老师翻动纸张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他们说最快一周之内。还有一点，这也是我提前跟你打个招呼的——根据相关规范，如果他们最终判断这次事件涉及到‘身份争议’，很可能会发一份安全提示函给你家里，让监护人了解情况，这一点学校没办法干预。”

那一刻，我几乎能想到老师皱着眉头坐在办公桌前的样子。一部分是对流程的烦躁，一部分是真心替我担心。

“老师，这个……严重吗？”我试探着问。

“目前看，还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她安慰道，“但你也知道，现在涉及到传送的事情都比较敏感，他们不敢掉以轻心。你自己这段时间千万别乱来，按时上课，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别在外面给自己再添麻烦。”

“好。”我说。

挂断电话之后，我在黑暗的宿舍里坐了很久。手机屏幕的光一点点暗下去，窗外操场上的路灯还亮着，远处传送站那道光柱在夜色里显得比白天更冷。

“联合回访”四个字像一枚钉子，钉进了时间轴。

那意味着，传送站的人不再满足于在他们那条白色走廊尽头的核验室里对着一块屏幕分析我的数据，他们要带着那套“主记录”的逻辑走进学校，走进我日常生活的环境里，把那些原本散落在老师、舍管、同学脑海里的“印象”，全部收集起来统一成一句话——这是一个可以被承认为“唯一”的人。

而与此同时，“通知家庭”的倒计时也已经启动。

那天夜里，我给他发了两条消息。第一条是学院老师电话的内容；第二条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他们当着我父母的面问：‘你有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一个和你儿子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应该说什么？”

他很久没有回。

直到我以为他是故意不回避开这个话题的时候，手机在枕边轻轻震了一下。

他回来的只有一句话：“你就说没有，然后在心里替我再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