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到这里，几乎把“你已经被选中了”写在了纸上。
这么一来，站在另一端的那个人——那个曾经应该在十七秒内被销毁、后来却用我的名字在不同城市间穿行的人——从系统的角度看，就正式开始被推向“错误数据”的方向。
访谈并没有就此结束。
接下来是一段更细致的“生活核查”：每天起床大概在几点，早八会不会迟到，晚上通常回宿舍的时间，是否经常通宵在校外过夜，节假日有没有长时间离开这座城市……
我把之前写在纸上的那些“日程线”一条条重述出来，故意在某些细节上装出一点记不清的样子，避免看起来太像背稿子。辅导员不时补充几句：“这门课他确实经常来。”“期中考试他人是到场的，我监考。”之类。
有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这不是在防御什么，而是在为我做一个“证明我存在”的集体背书。
直到程翻到最后一页。
“还有一点，我们有义务提前告知。”他收起笑容，语气认真了一些，“这次事件升级到联合核验等级之后，根据《传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我们需要向您的监护人发送一份风险提示，告知他们您曾涉及传送异常，以便他们在必要时配合后续调查。”
“已经发了吗？”我抢在辅导员前面问。
“还没有。”程摇头，“我们打算在今天访谈结束之后，根据学校方面的反馈，完善一下说明内容，再统一发送。”
“形式是什么？”辅导员皱眉。
“短信和挂号信。”陆说，“短信是自动模板，挂号信里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和联系方式。”
“那会不会吓到家长？”辅导员有点担忧，“你们用字稍微……缓一点。”
“我们会注意。”程说，“但有一点不能隐瞒——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有传送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对相关事件做抽查问询，他们有权了解情况，也有义务配合。”
“公安机关？”这次连我都没忍住。
“目前还仅限于技术层面，”陆迅速补充了一句，“别紧张。只是按照规定，我们必须把最坏的可能性说在前面。”
“如果他们直接打电话给我呢？”我问。
“那你就如实说自己知道的部分。”程微微一笑，“比如今天我们谈过的内容，完全可以复述。不建议你用‘没事’一笔带过，这样反而引起不必要的猜疑。”
“那我可以说，是系统在做安全排查，不一定跟我个人有关？”
“可以。”他点头，“前提是你别同时往外传别的版本。”
“别的版本？”辅导员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
“比如把责任推给一个不存在的人。”陆看了我一眼，“或者说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之类。这种说法会让事情比现在复杂一百倍。”
我装出一副被提醒到的样子：“我不会这么说。”
屋子里短暂地安静了一下。
那几秒钟里，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在纸上写了那么多小剧本，到头来最重要的底线其实只有一条：在任何与系统正式对话的场合，禁止承认“还有另一个我”。
哪怕那个人就坐在我对面，哪怕我们有同样的童年记忆、同样的笑点和恐惧，哪怕我们一起制定过“谁留谁走”的计划。
访谈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结束前，程象征性地问了辅导员一句：
“你们观察下来，林同学在性格、行为上有没有突然出现过很反常的变化？比如像是……变了一个人？”
这个问题问得太直白，辅导员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他想要什么。
“没有。”她说，“他一直都很安静，最近是比以前更沉一点，但放在大三学生群体里也算正常范围。没出现那种一夜之间完全像另一个人的情况。”
“明白。”程在纸上写了行字，抬头对我笑了一下，“那我们这边今天就先到这里。接下来还会有一些后台的数据分析结果，不一定需要你参与；如果有进一步情况，我们会提前通知学校和你本人。”
“那……我还能正常上课吗？”我问。
“当然。”他点头，“现在你最该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
这句话听起来像安慰，却藏着一个没说出口的前提——“过好自己的日子”的前提，是别再留下新的矛盾。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腿有一点发软。楼道里人来人往，没人知道这间门牌号普通的办公室里刚刚讨论过一个与“存在资格”有关的话题。
赵启明靠在走廊尽头等我，看到我出来，立刻迎上来。
“怎么样？”
“能怎么样。”我苦笑，“他们打算把我当主记录了。”
“那他呢？”
我知道他问的是谁。
“技术报告里的‘严重异常’。”我说，“以后他再出现在任何设备前，都会被当成非法使用。”
赵启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那也比你一起被当异常好。”
“还有一件事。”我说，“他们打算今天给我家发安全提示。”
“短信那种？”
“短信加挂号信。”
赵启明倒吸了一口气：“那你妈肯定炸锅。”
“所以今晚得先打电话回去。”我说，“不能等他们先讲自己的版本。”
我们一起往楼下走。楼道的光线忽明忽暗，每一层拐角处都有一块宣传板，上面贴着最近的讲座海报和竞赛通知。走到一楼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个很强烈的预感：
从我拨出那通电话起，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在扛这件事了。
系统、学校、传送公司、法律文本之后，下一层要卷进来的，是“父母”。
而在所有被迫参与者里，他们可能是最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却必须用自己的恐惧和无知，替那份“明确的结论”承担情绪成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