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合着被雨淋湿的裙子睡了一晚，第二天穿着同样的衣服去上班。

除了段入峰根本没人在意。

她和她的网络小伙伴说，生活本来可以如此自由。

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冷空气在奋力与暖空气搏斗。早已经立冬了，天气还热得像秋天一样。

她把每隔两天在她桌上凭空出现的铃兰花、洋甘菊送给了前台的圆脸女孩。

女孩问她是谁送的，她说自己买的。女孩立刻露出微妙、迟疑的神情。她连忙解释，只是从家里拿了几支，想要分享给同事。

于是可爱的女孩排除了她的同性恋嫌疑，把花摆在前台桌上。她每天进出都眯起眼睛打招呼，不想看见那些花。

惯性撒谎和自欺已经到了让她想发笑的程度。但同时又感觉良好，活力满满，脚步轻盈。

她只是不想丈量时间而已，而花又是一项对时间极度敏感的资产。

因此，当星巴克纸袋重新出现在她桌上、背后的椅子窝着一个拉链半开的黑书包时，她并不清楚时间过去了多久。

她把抽屉里的耳机拿出来，线缠成了一团。

线是如何自己打结的，这值得研究。

但有线耳机有一点无可替代，它的线就像酒店“请勿打扰”的牌子一样，能够明确地传递信号。

她把头发扎起来，露出堵上的耳朵，手撑在眉毛上。

一旦听感关闭，其他感官就会加倍运转。

她裸露的后颈感到有人在靠近，肩膀发痒，好像有人的手靠了过来，余光看见斜对面的王紫林和某人打完招呼后转而盯着她的脸看。

她回过头。姜行简就站在那里。

他穿一件拉夫劳伦的薄毛衣，牛仔衬衫的领子翻出来，对于现在的天气有点太暖和了。

他以一种强调黑眼圈的方式垂着眼睛，因为她坐着他站着，也可能是因为困倦、失眠、伤心。

他笑了笑，拿出一袋巧克力还是饼干什么的，张开嘴说了些什么。

她取下耳机，瑕疵乐队嘶哑的歌声传出来，原来是那么地吵。

她扬了扬眉毛，问他刚才说什么。

他把巧克力放在她桌上，说，每个人都有。

她甚至认不出来包装袋上是什么语言，有点像德语，但又不是。

午休的时候搜索了一下，是瑞士语。她吃了一块开心果巧克力，将金色束带原样绑回去。

后来他说想谈谈——下午的时候。

她说，行，带上你的电脑。

她走去协作区，拿着中午自己买的咖啡。路上没有别人。

他压低声音，有些颤抖，问她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有打过电话吗？抱歉，我可能没看到。”

“打过，打过一次。”

“哦，那大概就是没看到。偶尔会有那么一两个未接电话漏看的。”

“我有留言。”

“哦哦，我没有听留言的习惯。可能是文化差异。如果没接的话，我们通常会多打一次，会发微信，假设是重要的事情。”

“是重要的事情。”

“我不觉得。”

斜前方有四个人在开小会，是行政的同事，他们盯着挂在柱子上的投影布。

她在半圆长椅上坐下，让他把电脑打开，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进展，工作、学习。

他把袖子卷起来，打开电脑。他瘦了一圈，皮肤白了许多，小臂内侧的青筋凸起。像要把他们圈住一样，他的左臂长长地伸在桌上，手握成拳又松开。

而她摄入了过多的咖啡因，手保持静止的话会发抖，而细微的颤抖在他的凝视下又会无比明显。

于是她快速按着翻页按钮，一共三篇匆匆看完。

这回没有遵循标准格式，更像一篇逻辑严密但思维奔逸的演讲稿，松紧失调但言之有物。

她说你写得很好，又喝了一大口凉了的咖啡。

“你发我邮箱里好吗，我回去仔细看看。”

“我发了，一个星期之前。”

“哦，好的。”她说，“那你接着写吧，好吗，写你感兴趣的公司，什么行业都行。还有别的事吗。”

“有。”

“没什么事今天就这样吧。”她站起来，他并不让开，她只能从另一边扶着桌子小小步绕出去。

“我们上次说好的星期五，吃饭，喝咖啡……”

她看了一眼那桌同事，中年男同事瞥开目光，看向远处，又尴尬地移回投影上。

“别说了。”她俯下身子拿走落在他身边的咖啡杯，“时间太久了，都不记得了。”

两个星期算久吗。

对于蝴蝶来说是整个生命周期，对于宇宙来说只是一瞬，对于她来说，她也不知道。

已经五个星期没见到周雨桐了。

只能从电话里近距离的电视声推测她搬进了较小的房子里，从愈加频繁的分享歌曲、文学引述推测她的情感世界正在急剧波动，从她恢复分享购物战利品推测她的经济危机应该已经解除。

再见是在一场音乐会上。

雨桐把红发染黑了，烫卷了，穿一条方领白色连衣裙，白丝袜，香奈儿的皮鞋，水滴形状的钻石吊坠躺在锁骨间，像六十年代电影里缺乏色彩但优雅迷人的女主角。

而她，以为会去酒吧之类的地方，穿了条低胸黑色连衣裙，把头发散下来也没法完全遮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