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新月记得的第一件事，是苦。

不是食物的苦，不是伤口的苦，是药汤漫过喉咙，顺着食道一路灼烧下去的苦。那种苦会渗透，会在舌根处盘踞不去，会在午夜梦回时从胃里翻涌上来，带着中药特有的、混着草木与泥土的腥气。

她记事的时候是三岁，也许四岁，时间在药罐一次次的推到面前里模糊了边界。

“喝了才能好，月月。”

母亲的声音很轻，像初春落在窗棂上的雪，下一秒就会融化，母亲的手也很凉，覆在她小小的瘦的骨节分明手背上，一起端着那只比她脸还大的白瓷碗。

柳新月不哭，她从小就不爱哭。哭有什么用呢？哭了药会变甜吗？哭了关节就不会在雨天隐隐作痛吗？哭了，那些青黑色的、像藤蔓一样从指节开始向上攀爬的印记就会消失吗？

不会。

所以她只是皱紧眉头，一口一口往下咽，苦得狠了，就把眼睛闭上，想象自己是一只往水里沉的石头，沉下去就好了，沉到底就好了。

喝完药，母亲会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冰糖。很小的、廉价的冰糖，用薄薄的油皮纸包着，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闪着微弱的光。

“奖励我们月月的勇敢。”

柳新月含住冰糖，甜味渐渐化开，中和了药汤留下的苦涩，她靠在母亲怀里，听见母亲胸腔里传来的心跳，那声音很慢，很沉。

“妈妈，我得了什么病？”

“基因病。”

“会死吗？”

母亲的抱着她的手臂收紧了，很久，久到柳新月以为母亲睡着了，才听见她的回答

“每个人都会死的，月月，但我们要好好活着，活很久很久。”

柳新月不懂什么是“基因病”，但她从母亲颤抖的声音里听出了恐惧。那恐惧不是对疾病的恐惧，而是对别的什么，某种更庞大、更无法言说的东西。

后来她才明白，母亲恐惧的是药价。

柳家住在生命之城最北边的老街区，房子是租的，一楼临街，二楼住人。

楼下开着一间小小的药铺，卖些常见药材，兼给人抓方问诊。柳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医，祖上三代行医，传到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落。

药铺的生意不好不坏，勉强够一家人糊口，直到柳新月降生的那一天。

普通的基因药太贵了，一支要耗掉药铺半个月的收入。柳父开始没日没夜地接诊、制药、跑黑市找便宜的替代药材。柳母则接下了缝补浆洗的活计，手指常年泡得发白起皱。

柳新月常常半夜醒来，看见楼下的灯还亮着。父亲佝偻的背影投在墙上，他在捣药，一遍又一遍，石臼与杵的碰撞声在寂静的夜里单调地回响。

“爸爸，你不睡吗？”

“就睡了，月月快去睡。”

但她知道，父亲要等到天亮才会停下。

五岁那年冬天，因为一整天没有吃药，柳新月第一次发病。

不是寻常的关节疼，是真正的、基因病全面爆发的剧痛。她觉得自己的骨头在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撑开、撕裂，每一寸肌肉都在痉挛，呼吸变成一种奢侈。她蜷缩在床角，像一只被开水烫过的虾，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

父亲冲上来，把一支药剂扎进她的胳膊。

冰冷刺痛的感觉顺着血管蔓延，疼痛慢慢退潮，留下的是身体的虚脱和意识的涣散。

她听见父亲和母亲在门外压低声音的争吵。

“必须用高等药剂，不然撑不过这个冬天！”

“钱呢？药铺这个月的收入全赔进去了，黑市那批药材有问题，被查了......”

“我去借。”

“跟谁借？亲戚都躲着我们，说月月这病会传人......”

然后是母亲的哭声，很压抑的，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嘴。

柳新月闭上眼，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她是这个家的负担。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消耗。

第二天，父亲出门了，很晚才回来。他没说去了哪里，只是带回了两支包装精致的高等基因药剂。那天晚上，一家人难得地吃了顿有肉的晚饭。

但柳新月发现，父亲手上的那枚银戒指不见了。那是爷爷传给父亲的，父亲说过，那是柳家唯一值钱的东西。

“爸爸，你的戒指呢？”

“干活碍事，收起来了。”父亲扒拉着碗里的饭，没看她。

柳新月没有再问，她低下头，把碗里的肉夹给母亲，又夹给父亲。

“我吃饱了。”

七岁，柳新月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街坊邻居的孩子都去了凯尔特学院下属的初级学校，穿着统一的制服，背着印有帝国太阳纹的书包，每天早晨叽叽喳喳地从柳家药铺门口经过。

柳新月趴在二楼的窗户后看着他们。

“月月想上学吗？”母亲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