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包车穿过喧闹的街道,最终在位于中环的香港警务处大楼前停下。
楚云端付了车资,抬头望向这栋颇具殖民风格的建筑。灰白色的石砌外墙,拱形的门窗,门口站着身穿深色制服的警员。她的心跳微微加快——这里,将决定她能否真正在这片土地立足。
她正整理思绪准备进去,才恍然想起:她还没有证件照。在安县时只顾着筹备跑路,哪里想得到要提前拍好照片?她不由得暗笑自己思虑不周,忙环顾四周。
幸运的是,警署斜对面就有一家照相馆。
招牌是繁体字的“丽真照相馆”,黑底金字,边角有些褪色,显是有些年头了。店面不大,约莫三十平米,但能在警局旁黄金地段开这样一家店,想必老板有些门路。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几张黑白人像照,有全家福,有单人肖像,还有一张穿着婚纱的新娘照——笑容标准,姿态端庄,是这个年代典型的摄影风格。
楚云端推门进去,门楣上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叮铃”声。
店内比外面看起来宽敞些。左侧是接待柜台,右侧是用深红色绒布帘子隔开的摄影区。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化学药水味——是显影液和定影液特有的气味。墙壁上挂满了镶在相框里的样照,从襁褓婴儿到耄耋老人,记录着无数人生的片段。
店里只有两个人。柜台后坐着一位约莫四十岁的妇人,穿着墨绿色绣金线的旗袍,头发烫成精致的波浪,用一根玉簪绾起。她正低头打着算盘,听到铃声抬起头,露出一张保养得宜的圆脸,笑容温和却透着精明——这应该就是老板娘了。
摄影区的帘子掀开一角,一个瘦高、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探出身,手里还拿着台老式的方盒子相机。他看到楚云端,眼睛亮了一下,随即用带着潮汕口音的粤语招呼:“小姐要拍照?稍等片刻,我同这位客人影完就好。”
帘子缝隙里,楚云端瞥见里面布置:简单的背景布幕,几盏带着金属罩的灯,还有一张给客人坐的高脚凳。一位穿着灰色中山装、神情严肃的老先生正端坐着,摄影师在调整相机的高度。
“我不急,您先忙。”楚云端用普通话回道,顺势在柜台旁的木椅上坐下。
老板娘已经放下算盘,笑着打量她:“小姐是第一次来?要拍什么样的相片?我们这里证件相、全家福、个人艺术相都可以做。”
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粤语腔调,但还算流利。
“我想拍证件照,办身份证用的可以马上拿到吗?”楚云端说。
老板娘有些为难地说:“一般都是三日后取相片的,正常一张证件照是2元港币,如果您急着现在要的话,得加急,加急要20元港币。”
“行,给我加急,我赶时间。”楚云端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老板娘从柜台下取出一个木框,里面夹着几张不同尺寸的样照,“喏,身份证相是这种。要白底,正面,露耳,不能笑得太厉害。衣服最好穿深色,领子要整齐。”
楚云端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白色连衣裙——显然不符合要求。
老板娘也注意到了,善解人意地说:“我们这里有深色外套可以借给客人穿,不过要加收五毫子清洁费。小姐你看要不要换一件?”
“那就借一件吧,谢谢。”楚云端点头。她空间里倒是有深色衣服,但总不能当场变出来。
这时,摄影区的帘子完全掀开,那位老先生拄着拐杖走出来,神情满意。摄影师跟在他身后,对老板娘说:“陈生的相按老规矩,周三来取。”
“好嘞,陈生慢走。”老板娘笑着送客,转身从柜台后取出一件深蓝色的女士西装外套,料子挺括,款式简洁,“小姐试试这件,是新洗过的。”
楚云端接过,套在连衣裙外。外套稍大一些,但正好能盖住浅色的裙子,领子挺立,显得人很精神。她对着柜台旁一面椭圆形的穿衣镜照了照,又将头发重新整理了一下,确保耳朵完全露出,额前没有碎发。
“可以了,小姐这边请。”摄影师已经重新布好光,掀着帘子等她。
走进摄影区,楚云端才看清全貌。背景是一块米白色的布幕,已经有些发黄,但熨烫得很平整。相机是那种老式的座机,蒙着黑布,架在三脚架上。旁边立着两盏带反光伞的灯,灯丝刚打开,正逐渐变亮,散发出暖黄色的光。空气比外面更热些,混杂着灯泡发热的焦味和背景布的灰尘气息。
“小姐请坐这里。”摄影师指着布幕前一张包着黑色皮革的高脚凳。
楚云端坐下,凳子比想象中高,她双脚勉强能点到地。她下意识地挺直脊背,双手交叠放在膝上——这是她印象中证件照的标准姿势。
摄影师却没有立即开始。他走到她面前,微微弯腰,仔细端详她的脸,然后摇摇头:“小姐,你太紧张了。肩膀放松,不要绷这么直。头稍微往右边偏一点点……对,就这样。”
他的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并没有碰到她。楚云端按照指示调整,感觉浑身不自在。拍照对她来说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在这种老式相机前,在这样郑重其事的氛围里,她竟真的紧张起来。
“下巴收一点,眼睛看这里。”摄影师走到相机后,从黑布里探出一只手,指着一个方向,“对,看我的手指。想象一些开心的事,不要完全没表情,但也不要笑得太开——身份证相,要庄重,但也要有活气。”
开心的事?楚云端怔了怔。穿越以来,似乎很少有真正“开心”的时刻。决定堕胎时的决绝,筹备跑路时的焦虑,海上颠簸时的恐惧,兑换黄金时的紧张……直到今天,站在警局门口,意识到自己真的即将获得一个合法的新身份时,那股从心底涌上的、混杂着释然与希望的暖流。
她的眼神不自觉地柔软下来。
“好!就是这个状态!”摄影师在黑布后喊道,声音有些闷,“保持住,不要动,我数三下——一、二、三!”
“咔嚓”一声轻响,是快门的声音。紧接着是相机内部机关运作的细响,以及摄影师摇动手柄的动静——这是在过片。
“好了,小姐可以放松了。”摄影师从黑布后钻出来,额头上有一层薄汗,“要不要多影一张?以防万一。多影一张加收两毫。”
“那就再拍一张吧。”楚云端点头。多一份保障总是好的。
这次她从容了许多。当摄影师再次喊“看这里”时,她自然而然地看向那个方向,眼神清亮,唇角带着一丝极淡的、却真实存在的笑意。那不是一个刻意的笑容,而是想到“从此可以重新开始”时,内心自然而然流露的期许。
“非常好!”摄影师很满意,“这张比刚才那张更自然。小姐生得靓,怎么照都好看。小姐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去将相片洗出来。”
楚云端道了谢,起身走出摄影区,将外套脱下还给老板娘。
“小姐是刚来香港?”老板娘一边登记收据,一边看似随意地问,“听口音不像本地的。”
楚云端心头一紧,面上却不变:“从南洋回来,家里以前是上海的,口音杂了。”
“哦,南洋回来的啊。”老板娘点点头,没再多问,只将一张手写的收据递给她,“一式两份,这份你收好,凭这个取相。相片一共四张,证件照规格,加急照二十元。加影一张,多两毫。外套清洁费五毫。总共二十块九毫。”
楚云端接过收据从皮包里取出三十元港币递过去。老板娘找回一毫硬币。
“小姐等会儿去办理身份证,资料齐全不?需不需要帮忙。”老板娘低声说道。
“怎么,老板娘有门路?”听见这话,楚云端有些兴奋,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四叶草首饰没白带。
“我儿子就在警察局工作,保证靠谱。”
“实不相瞒,我确实没有资料,东西都在海上丢了,如果你能帮我办成这件事,好处少不了,我不缺钱。”
“就是看小姐衣着打扮不俗,我才多此一问的,一般人啊还真办不起这个证。”老板娘笑眯眯的说道,“我这儿的价格保证公道,你只用给200元就行了,保证办的又快又好。”
“那一会儿就多多仰仗老板娘了。”楚云端笑着应道,从钱包里取出两百港币递给老板娘。
老板娘接过钱,脸上笑容更深了些:“小姐爽快。这样,你先去旁边的凳子上坐一会儿,等一等。我这就去后面打电话,让我儿子阿昌出来接你。他在里面做文员,专门负责登记这些,熟门熟路。”
楚云端点头:“有劳了。”
“应该的,顾客就是上帝嘛。”老板娘掀开柜台后的门帘,走进里间。隐约能听到摇电话手柄的咔哒声和压低的说话声。
楚云端重新在木椅上坐下,静静等待。她看着墙上那些老照片,有些已经泛黄卷边,里面的人穿着长衫马褂或旧式洋装,对着镜头露出拘谨的笑容。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一段人生的切片。而她,楚云端,也将在这个时空,留下自己的影像和痕迹。
大约一刻钟后,照相馆的门再次被推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穿着浅灰色的短袖警员衬衫,深色长裤,腰板挺直,相貌与老板娘有几分相似,但更清秀些,戴着副黑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
“妈,是这位小姐?”他看向楚云端,目光礼貌而克制。
“对对,阿昌,就是这位楚小姐。”老板娘从里间出来,热情介绍,“楚小姐,这是我儿子陈国昌。阿昌,楚小姐刚从南洋回来,证件遗失了,你帮忙办一下,快点办好,楚小姐赶时间。”
陈国昌对楚云端点点头:“楚小姐,请跟我来。我们去警署办手续,不用排队,直接去我办公室填表。”
“麻烦陈先生了。”楚云端起身,拿起皮包。
“不麻烦,应该的。”陈国昌侧身让楚云端先出门,自己跟母亲低声交代了两句,才跟上来。
有了“内部人员”带领,原本需要排长队的户籍科窗口变得畅通无阻。阿强带着楚云端穿过嘈杂的大厅,直接走进了一间挂着“闲人免进”的小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不大,靠墙放着几个铁皮文件柜,一张旧木桌上堆满了卷宗和表格。陈国昌让楚云端坐在桌前唯一的一把客用椅上,自己从抽屉里取出一叠空白表格。
“您坐,喝口水。”陈国昌倒了杯茶,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空白表格,“资料方面,您口述,我来填。姓名?”
“楚云端。楚国的楚,云彩的云,端正的端。”
陈国昌在表格上刷刷写下,字迹工整:“年龄?”
“二十三。”
“出生年月日?”
楚云端快速心算了一下原主的年龄:“民国二十七年……呃,公历是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五日。”她报了原主楚云端的真实生日。
“出生地?”
“上海。”楚云端并没有报出真正的地址。
“职业?”
“暂时……无业。刚从南洋回来,还没找到工作。”
陈国昌刷刷几笔写完,又从抽屉深处摸出一枚公章,“妈说了,您的情况特殊,我们就按‘证件遗失补办’处理,省去核查入境记录的麻烦。这样最快,也最安全。”
楚云端心中暗松一口气。她知道,在这个年代,很多偷渡客就是因为卡在“入境记录”这一关,被判定为非法入境而遣返。这位老板娘的门路真靠谱。
“多谢陈先生,也替我谢谢老板娘。”楚云端真诚地说道。
“应该的。”陈国昌盖上公章,将表格递给她,又问了几个常规问题,最后让楚云端在指定位置按下左右手拇指的指模。
黑色的印泥有些粘腻,按在粗糙的表格纸上,留下清晰却陌生的螺纹。楚云端看着那两枚指纹,心里五味杂陈——从这一刻起,她在这个世界,有了官方的、可追溯的生物印记。
“照片带了吗?”陈国昌问。
“在照相馆,老板娘说加急冲洗,应该快好了。”
“那我先帮你把表格交上去审核,你去取照片,然后直接来一楼三号窗口找我。照片背面要写上名字和申请日期。”陈国昌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大约半个钟头后吧。”
楚云端再次道谢,按照原路返回照相馆。刚进门,老板娘就笑着迎上来:“楚小姐回来得正好,照片刚冲印好,还在烘干,再等几分钟。”
果然,不一会儿,摄影师拿着一个小纸袋从暗房里出来,纸袋还带着温热和淡淡的化学药剂味。他抽出里面的照片,一共四张两寸黑白照,用镊子夹着递给楚云端:“小姐看看,满不满意?”
楚云端接过照片。灯光下,相纸上的自己,穿着借来的深蓝色西装外套,头发整齐地梳在耳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清晰的五官。眼神清亮,正视前方,嘴角有一抹极淡的、却让人感觉温暖的弧度。背景是素净的米白,整个人看起来端庄、秀丽,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生气。
比她预想的还要好。没有现代证件照那种死板和僵化,反而捕捉到了她眼神中那份对新生的期待。
“很好,谢谢师傅。”楚云端由衷地说。
她在照片背面用柜台上的钢笔写下“楚云端 1962.3.13”,小心地装回纸袋,再次返回警署。
一楼三号窗口前没什么人,陈国昌已经等在那里。他接过照片,仔细检查了背面的字迹,然后连同表格一起,从窗口递进去,对里面一位年长的警员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又悄悄塞过去一个小信封。年长的警员点点头,收起东西,转身进了后面的办公室。
“稍等,林叔去盖章制证了。”陈国昌对楚云端解释,“加急处理,大概半个钟。”
等待的时间,两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陈国昌话不多,但很周到,去倒了杯温水给楚云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楚云端得知他是战后从潮州跟着父母来港的,读了几年书,考进警队做文职,虽然薪水不高,但胜在稳定。他母亲开的照相馆,确实帮不少人办过类似的事,渐渐成了条“门路”。
大约二十分钟后,那位林叔从办公室出来,招呼两人过去,一张卡片正放在机子里,然后让楚云端用左手拇指放到机子上按下指纹。
现在的身份证是沿用1960年的胶面身份证,正面载有持证人的相片和左手拇指的指模,持证人姓名和其他个人资料则载于背面。
等林叔把卡片拿出来后,楚云端的指纹就印在了卡片上面。
紧接着,林叔就拿出一张小小的透明胶片,把卡片夹在胶片里,放进了另一台机器里给卡片胶装。从机器里出来的卡片就和胶片紧紧黏在一起,林叔把装好的身份证递给陈国昌。
陈国昌接过,仔细看了看,转身交给楚云端:“楚小姐,这是你的身份证。”
楚云端接过那张还带着机器余温的卡片。这是一张粉红色的身份证,大小和后世的身份证差不多,正面贴着楚云端的黑白证件照,旁边还有她的左手拇指的指纹,在身份证的右下角盖着黑色的印章。她的其他信息则在背面。
她看了又看,指尖轻轻抚过胶质外壳。有了它,她就可以合法租房、找工作、去银行开户……可以真正开始属于“楚云端”的生活。
“谢谢,陈先生,真的非常感谢。”她抬起头,真诚地说。
“不客气,分内之事。”陈国昌笑了笑。
楚云端点点头,将身份证仔细地放进皮包最内侧的夹层,拉好拉链。再次走出警务处大楼时,已是下午三点多。
阳光西斜,将殖民建筑的影子拉得很长。春风比上午更暖了些,带着海港特有的湿润,吹拂在脸上。
楚云端站在警局门前的石阶上,停下脚步。她回头望了一眼那栋灰白色的建筑,然后转过头,面向街道,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
仿佛将过去几个月所有的压抑、紧张、不安和漂泊无依,都随着这口气彻底呼出。
她抬起头,望向香港三月初澄澈的蓝天。几朵白云悠悠飘过,阳光穿过警务处门前那棵老榕树的枝叶,在她身上洒下细碎的光斑。
然后,她笑了。
那是一个毫无负担的、明亮至极的笑容。眼角弯起好看的弧度,唇边的梨涡深深漾开,整张脸在午后温煦的阳光下,仿佛自带柔光,连发丝都跳跃着金色的光点。那是重获新生的喜悦,是尘埃落定的安心,是对未来无限的憧憬。春风适时吹来,扬起她白色的裙摆和烫卷的发梢,颈间的四叶草项链划过一道银亮的弧光。
她站在那里,背后是象征权力与秩序的警署,身前是流动着繁华与生计的都市街景。而她,是这画面中最灵动、最鲜亮的一笔,像一株经历寒冬后,在春日暖阳下骤然绽放的白玉兰,纯净,皎洁,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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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辆黑色劳斯莱斯Silver Cloud正沿着皇后大道中平稳驶来。
后座,许明瑜松了松领带,目光投向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他刚刚结束在剑桥四年的经济学与法学深造,提前半年完成学业,今日方抵港。家族派了车来接,此刻正驶向半山别墅。
车窗摇下一半,早春的风灌入车厢,带着港岛特有的潮湿暖意。他有些疲倦地揉了揉眉心——长途航班的劳顿,加上即将面对家族事务的纷繁,让他难得地感到一丝倦怠。
车子在距离警务处不远的路口减速,等待前方变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