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三哥林向北坐上火车，去了那个“很远很远”的北京，林家小院的日子，就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时不时地被轻轻扯动一下。那根线，就是邮递员老陈送来的、盖着北京邮戳的信。

信是林向北每个月雷打不动要寄回来的。有时候月初，有时候月中，但总不会缺席。信封是那种印着学校抬头的牛皮纸公文信封，方方正正，右下角印着“北京XX工业大学”的红色字样，透着股让人肃然起敬的“公家”气派。信封上的字，是林向北用钢笔写的，工工整整，力透纸背，收信人总是写“父亲林建国、母亲王秀英亲启”，落款是“儿向北敬上”。

对林家来说，每次收到这样的信，都像是过节，是家里最重要、最庄严的时刻之一。信通常是在下午送到，王秀英如果在家，会小心翼翼地接过，用手掌抚平信封的边角，放在堂屋柜子最显眼、最干净的地方，用那个印着红星的搪瓷缸子压住，等晚上一家人齐了，再拆开一起看。如果王秀英在学校，信被放在窗台上或者门缝里，晚晚放学回来看到，会像捧着宝贝一样，轻轻地拿进屋，放在娘指定的地方，然后眼巴巴地盼着娘和爹快点回来。

这天是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天已经有点凉了。晚晚放学回家，一进院门，就看见窗台上躺着那个熟悉的、印着红字的牛皮纸信封！她的心“怦”地一跳，小跑过去，拿起信封。信封沉甸甸的，比以往似乎厚了一些。她仔细看了看邮戳，是十月十号从北京寄出的，今天十五号，路上走了五天。她小心地把信封拿进屋，端端正正地放在柜子上，用搪瓷缸子压好，然后就开始坐立不安，写作业也静不下心，隔一会儿就看看日头，盼着娘和爹快点回来。

终于，天擦黑的时候，王秀英下班回来了，林建国也开着拖拉机“突突”地进了院子。晚晚立刻迎上去：“娘！爹！三哥来信了！厚厚的！”

“哦？又来信了？快，拿过来看看。”王秀英放下手里的东西，洗了手，在围裙上擦干。林建国也拍拍身上的土，走进堂屋。

一家人围坐在堂屋的桌子旁，煤油灯跳动着温暖的光。王秀英小心地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厚厚一沓信纸，大概有四五页，写得密密麻麻。她展开信纸，就着灯光，清了清嗓子，开始念：

“父母亲大人膝下：见字如面。儿已于上月平安抵达学校，一切安好，请勿挂念。今日提笔，将学校与北京所见所闻，略述一二，以慰亲怀……”

信的开头总是这样文绉绉的，是林向北写信的习惯，透着对父母的尊敬。接着，他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近况：学习已经跟上，课程很多，有高等数学、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等等，作业不少，但能应付；食堂的饭菜比家里油水足，有白面馒头和大米饭，偶尔有肉，他吃得饱；宿舍是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同学来自天南海北，有城里也有农村的，相处还算融洽；他已经申请了助学金，虽然不多，但能补贴一点生活费，让家里别太惦记。

这些家常话，王秀英念得很慢，一字一句，好像要把儿子说的每个字都嚼碎了，咽下去，融进心里。林建国听得认真，不时点点头，或者“嗯”一声。林向东、林向西、赵红梅也安静地听着，脸上带着笑。晚晚更是瞪大了眼睛，生怕漏掉一个字。她想象着三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对着黑板上那些她看不懂的符号和图形；想象着他在食堂里，端着印着红字的搪瓷碗，排队打饭；想象着他和天南海北的同学一起，在宿舍的上下铺说笑。虽然没见过，但觉得那一定是个很大、很热闹、很有意思的地方。

汇报完近况，信的内容转向了林向北对北京和学校的描述，这也是晚晚最爱听的部分。王秀英继续念，声音里也带上了惊奇和自豪：

“……我们学校很大，从东门走到西门，快步走也得二十多分钟。有好几栋教学楼，都是三四层高的红砖楼，窗户特别大，亮堂堂的。还有专门的图书馆，儿前日第一次进去，真是吓了一跳！里面一排排高大的书架，从地上一直堆到房顶，密密麻麻全是书！有中文的，外文的，厚的薄的，一眼望不到头。里面安静极了，只能听见翻书的声音和轻轻的脚步声。儿想，这里面的书，怕是几辈子也读不完。管理员老师说，全校有几十万册藏书呢！”

“几十万册！”林向西忍不住惊呼，“那得多少屋子才装得下啊！”

“图书馆……”晚晚喃喃地重复，脑子里努力想象着“从地上堆到房顶”的书架是什么样子。她想起自己那本翻烂了的《小兵张嘎》，还有娘学校里那几本破旧的课本，觉得几十万册书，简直是个无法想象的数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王秀英接着念，语气更加生动：“……北京城真是大得没边。上星期天，我和几个同学去了天安门广场。那广场，听说能站下一百万人！地面铺着大块大块平整的石板，特别干净。天安门城楼就在广场北边，红墙黄瓦，又高又大，跟画上、跟人民币上印的一模一样，但亲眼看到，觉得更雄伟，更气派！广场上人很多，有拍照的，有散步的，还有放风筝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矗立着，我们还在那儿静立了一会儿。可惜那天毛主席纪念堂没开放，没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