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第一年，沈玉亏了钱。不是亏了很多，但够她心疼。她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看着南方的天空，想凌玥在做什么。凌玥在画画吗？画什么？猫？树？窗户？还是那些她看不懂但觉得很好看的、安静的、温柔的、像凌玥一样的东西？沈玉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在想凌玥，在每个加完班的深夜，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在那些看不到星星、只有雾霾和灯光的夜晚里。她对着南方的天空说——“凌玥，我好累。”风没有回答。她哭了。

创业第二年，沈玉赚了钱。不是很多，但够她活下去了。她换了办公室，搬到了CBD的一栋写字楼里，窗户很大，可以看到整个北京。她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巨大的、忙碌的、永远不会停下来的城市，觉得自己也在这座城市里，在那些高楼之间，在那些车流之间，在那些不睡觉的人之间。她活着，在赚钱，在长大，在变成她想要成为的人。但她不快乐。因为她想分享快乐的那个人，不在北京。她在杭州，在南方，在一千二百公里之外，在沈玉够不到的地方。

创业成功那年，沈玉回了一趟老家。不是想家，是想去高中母校看看。她坐火车，从北京到老家，十二个小时。她在火车上没有睡，看着窗外。风景从平原变成了丘陵，从灰色变成了绿色，从陌生变成了熟悉。她离家越来越近，离凌玥也越来越近。凌玥不在老家，她在上海。沈玉知道，因为她查过。她查了很多遍，从大四查到创业，从北京查到上海。她知道凌玥在上海，在法租界的一栋老洋房里，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她知道凌玥在画画，画很多画，有些被人看到了，有些没有。她知道凌玥一个人，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女朋友。她知道很多，但她不敢去。

她去了母校。

天台的门没有锁。沈玉推开门，走了出去。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乱飞。她走到栏杆前，面朝这座城市——那些矮矮的房子，那些窄窄的街道，那些她走过无数次的路。一切都很小，小到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城市的边界。但她当年觉得这里很大，大到她怎么走都走不出去。现在她走出去了，去了北京，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做了很多事。她成功了，有公司，有钱，有名。但她不快乐。因为她想分享快乐的那个人，不在这里。她在上海，在法租界，在离她很近又很远的地方，在她想去找但不敢去找的距离里。

沈玉站在天台上，吹了一下午的风。风从东边吹来，吹过操场，吹过教学楼，吹过那棵银杏树。银杏树的叶子黄了，落了一地，像铺了一层金色的地毯。沈玉看着那些叶子，想起毕业那天，她站在银杏树后面，看着凌玥从校门口走出去。凌玥走得很慢，慢到她在等凌玥回头。凌玥没有回头。她走到小吃街，走到公交站，上了车。车开了，她回头了。她在看校门。沈玉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以为她在看别人。她不知道凌玥在看她。她不知道凌玥也在等，等她叫自己的名字。她没有叫。凌玥没有等到。她们都没有等到。

“凌玥，我拿到第一桶金了。”沈玉对着风说。声音很大，大到风都盖不住。但风没有回答。它只是吹，吹过沈玉的头发，吹过她的脸，吹过她湿漉漉的睫毛。她哭了。不是无声的流泪，是那种控制不住的、像孩子一样的、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的哭。她哭自己等了那么久，哭自己不敢去找凌玥，哭自己站在这里、对着风说话、风不会回答、凌玥也不会听到。她哭自己是一个胆小鬼，在商场上杀伐果断，在谈判桌上从不退让，在任何人面前都说“我没事”。但她在凌玥面前，什么都不是。她只是一个不敢叫凌玥名字的、站在银杏树后面的、怕凌玥的笑容会消失的胆小鬼。

那天晚上，沈玉没有回北京。她在淮景住了一晚，住在高中时住过的房间里。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墙上贴着她高中时画的画——凌玥坐在窗边看书的样子，凌玥在操场上跑步的样子，凌玥在走廊上和同学说话时嘴角微微弯起的样子。画很丑，比例不对，线条僵硬，颜色也调得不准。但她没有扔掉，她全部带到了北京，又带回了老家。它们是她最珍贵的东西，比公司、比钱、比任何“成功”都珍贵。因为它们是凌玥。是那些年她唯一拥有的凌玥——不是真实的，是画里的，是她用自己的手、自己的笔、自己的心描摹出来的凌玥。画很丑，但她是用心画的。她的心画了很多年，画到了今天，画到了这一刻。

沈玉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很白，白到像一张空白的画纸。她看着那张画纸，在上面画凌玥。不是用笔，是用心。她画凌玥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校门口，和同学说笑，手里拿着一本书。她在笑，笑得很开心，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嘴角翘得高高的，露出两颗小虎牙。沈玉看着那个笑容，也跟着笑了。她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了下来。她知道那个笑容不是给她的，但她还是觉得好看。因为那是凌玥。凌玥笑，她就想笑。凌玥哭，她就想哭。凌玥开心，她就开心。凌玥不开心，她也不开心。她的情绪被凌玥牵着走，从十六岁开始，到现在，到以后，到永远。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爱，但她知道她离不开。离不开凌玥，离不开那些画，离不开那些“她不知道我在等她”的、漫长的、孤独的、但又不舍得放弃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