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扎是一个大块头的男人，圆脸，秃顶，笑起来像一个和蔼的意大利面包师。他是科里昂家族最老的成员之一，和维托一起从西西里偷渡到美国，一起在纽约的贫民窟里挣扎求生。他的忠诚不是生意，是血。

但他的忠诚是对维托的，不是对麦克的。

“麦克是个好孩子，”克莱门扎对泰西奥说，“但他太年轻了。他不懂这个世界的规矩。”

泰西奥比他更沉默，更谨慎，也更危险。“维托选了他，”泰西奥说，“维托不会选错。”

“维托老了，”克莱门扎说，“人老了会心软。”

这段对话发生在195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地点是克莱门扎在布鲁克林的家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妻子索菲亚——一个胖胖的、爱笑的、总是在厨房里忙个不停的女人——正在和塞西莉亚通电话。

“他最近总是和泰西奥在一起，”索菲亚在电话里说，声音压得很低，“他们说了很多关于麦克的事。我听不太懂，但他们的语气不对。”

塞西莉亚在长岛的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支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

“索菲亚，谢谢你，”她说，“你最近做的甜点越来越好吃了。”

“我下周做杏仁饼干，给你寄一些。”

“好。”

挂掉电话后，塞西莉亚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克莱门扎——不确定。泰西奥——更危险。”

她把这行字给麦克看了。麦克看完之后，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我去和克莱门扎谈谈，”麦克说，“不带汤姆，不带桑尼。就我和他。”

“什么时候？”

“明天。”

第二天，麦克一个人去了克莱门扎的家。没有保镖，没有司机，没有提前通知。他开着一辆普通的轿车，穿着便装，像一个普通的意大利裔年轻人去拜访一个长辈。

克莱门扎打开门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警惕，又从警惕变成了——不是害怕，是一种“我没想到你会来”的复杂。

“麦克，”他说，“你怎么不打个电话？”

“路过，”麦克说，“索菲亚说她的杏仁饼干做得很好，我来尝尝。”

克莱门扎看着他，沉默了两秒钟，然后侧身让开了门。

他们坐在克莱门扎家的客厅里，喝着咖啡，吃着杏仁饼干。索菲亚在厨房里忙活，故意不打扰他们。客厅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克莱门扎和维托年轻时的合影，克莱门扎婚礼时的照片，他的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