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邮局出来，他在镇上走了一圈。他买了几本作业本，两支红笔，一包茶叶。又买了一袋苹果，装在塑料袋里，提在手上。他走到车站，等面包车。车站很小，只有一条长椅，上面坐着两个老人。林晓川站在旁边，把苹果放在地上。面包车来了，他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车上人很多，挤在一起。他把苹果抱在怀里，怕被人挤坏了。车开了，山路颠簸，苹果在袋子里晃。他用手护着，不让它们碰来碰去。

回到学校，天快黑了。他把苹果分给孩子们，一人一个。李小梅接过苹果，在衣服上擦了擦，咬了一口。赵小燕把苹果装进口袋里。刘磊已经吃完了，核拿在手里，不知道扔哪里。林晓川指了指垃圾桶，刘磊把核扔了进去。林晓川自己也拿了一个苹果，咬了一口，酸的。他不喜欢吃酸的苹果，但他吃完了。

晚上，他坐在煤炉旁边，给苏晚发消息。信号只有一格，消息转了很久才发出去。“今天去镇上寄信了。给以前的学生。”苏晚回“你还在和他联系”。林晓川打“没有联系，我给他写信”，删掉了，改成“我给他写了封信”。苏晚回“他会很高兴的”。林晓川看着这行字，想说什么，但说不上来。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苦的。他把杯子放在炉口上热着，等着水开。

第五个月的第一天，他做了一件很久没做的事——给母亲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喂”。林晓川说“妈”。母亲说“你在哪”。林晓川说“我在山里”。母亲说“我知道你在山里，我问你在哪个山”。林晓川说“在西部”。母亲说“冷不冷”。林晓川说“冷”。母亲说“多穿点”。林晓川说“穿了”。母亲说“吃了吗”。林晓川说“吃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电话里有电流声，滋滋的。母亲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林晓川说“不知道”。母亲说“那你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林晓川说“嗯”。母亲挂了。林晓川拿着手机，听着忙音。忙音嘟——嘟——嘟——很响，刺耳。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他站在操场上，风吹过来，他缩了缩脖子。他想起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你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没有“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你快点回来”，没有“你不回来怎么办”。只有“那你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他不知道母亲是不是在说“我等得起”。他宁愿相信是。

第五个月的第二周，陈校长病了。不是大病，感冒，发烧，咳嗽。他撑着来学校，坐在办公室门口，裹着一件军大衣，脸烧得通红。林晓川说“你回去休息”。陈校长说“没事”。林晓川说“我帮你代课”。陈校长说“你能代得了吗”。林晓川说“能”。陈校长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说“那我回去了”。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你帮我看着点”。林晓川说“好”。陈校长走了。摩托车的声音下山了。林晓川站在操场上，听着那个声音消失。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落叶。他转身走进办公室，打开陈校长的抽屉，拿出课程表。他看了一眼，今天下午三年级有数学课，五年级有语文课。他拿起课本，走进三年级的教室。

三年级的孩子他不认识。他们看着他，他也在看着他们。他说“我是四年级的林老师，陈老师生病了，我来代课”。孩子们不说话。他翻开课本，开始上课。他教得没有陈校长好，但他尽力了。下课之后，三年级的孩子们围着他，问“林老师，你明天还来吗”。林晓川说“陈老师病好了就不来了”。他们说“那陈老师什么时候病好”。林晓川说“很快”。他们不说话，散了。林晓川站在三年级教室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他想起自己的四年级，想起李小梅、赵小燕、刘磊。他不在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问代课老师吗？他不想知道答案。

第五个月的第三个周末，陈校长病好了。他骑着摩托车上山，在校门口停下来，摘了头盔，脸还是有点红，但精神好了很多。他走到办公室，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玉米。他说“给你”。林晓川接过玉米，玉米还热着。他说“谢谢”。陈校长说“不用谢”。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这次他点着了，不是叼着。烟从鼻子里喷出来，在阳光里飘。陈校长说“你来了快五个月了”。林晓川说“嗯”。陈校长说“五年能教完一届学生，五个月只能教个开头”。林晓川说“嗯”。陈校长说“你还会待多久”。林晓川说“不知道”。陈校长说“我希望你待久一点”。他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掐灭在石头缝里。林晓川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玉米，玉米很烫，他的手心出汗了。他看着陈校长的背影走进办公室，门关上了。他站在操场上，风吹过来，玉米的香味飘进鼻子里。

晚上，他坐在煤炉旁边，吃玉米。玉米很甜，一粒一粒地剥下来，放进嘴里。他吃得很慢，一粒一粒地吃。吃到最后一根的时候，他停下来，看着手里剩下的半根玉米。他想起小军，想起小军给他的那颗糖。糖吃完了，甜味还在。玉米吃完了，甜味也会在。他吃完最后半根，把玉米芯扔进煤炉里。玉米芯烧着了，火苗窜上来，橘红色的。他盯着那个火苗，觉得它像一颗星。不是天上的星，是他心里的星。不大，不亮，但它燃着。它在，就不会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