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错在哪里？”
李小梅想了想。她低了一下头，又抬起来。“他不问为什么。”林晓川看着她。她说了他想让她说的话。不是他教她的，是她自己想到的。她读完课文，想了，然后说了。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不是把答案塞进他们的脑子里，是让他们自己想。想出来的答案，才是他们的。他问“为什么叶子长了虫葫芦会死”。李小梅答不上来。她看着他，嘴巴张了一下，又合上。他说“我们一起来找答案”。他翻开课本，指着课文里的句子，“叶子是葫芦的养料来源，叶子被虫吃了，葫芦就没有营养了，所以会死”。李小梅听着，点了点头。她听懂了。她坐下来，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林晓川没有看她写什么。她写的是自己的笔记，不需要他看。
下课之后，他把“为什么”写在黑板上，用粉笔圈起来。粉笔圈画得不太圆，左边扁了，右边凸了一块。他在旁边写了一个问号。问号很大，占了三行格子。问号的点写得很重，粉笔按下去的时候断了一截。断掉的那截粉笔掉在地上，滚到讲台下面。他没有捡。他转过身，说“你们以后遇到不懂的事，就问为什么。问出来，就能找到答案。不问，葫芦就会死”。孩子们看着他。刘磊举手。他的手臂伸得很直，手指张开，和李小梅一样。他学会了。林晓川说“刘磊”。刘磊站起来，说“老师，那不问问题会死吗”。林晓川说“不会死，但你会停在原地，走不出去”。刘磊说“那我要问”。林晓川说“你问”。刘磊说“老师，为什么我的门牙还没长出来”。林晓川说“它还没准备好”。刘磊说“它什么时候准备好”。林晓川说“快了”。刘磊说“快了是多久”。林晓川说“九十天”。刘磊不问了，低下头，开始数手指。他掰着手指，一根一根地数，数到十，手指不够了，又从头开始数。林晓川看着他数手指，没有打断。让他数，数着数着，日子就过去了，门牙就长出来了。有些事不需要教，只需要等。
李小梅又问了一个问题。她的问题不是关于课文的，是关于他的。她问“老师，你为什么不回家”。教室安静了。林晓川站在讲台上，看着李小梅。她坐在第二排，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恶意，她只是想知道。她想知道他的事，就像他想知道他们的事一样。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能说的东西太少了。他不能说他妈叫他去看病，不能说他爸不说话，不能说他家不是家。他说“家太远了”。李小梅说“远就不回了吗”。林晓川说“回的，等放假”。李小梅说“那你放假回不回家”。林晓川说“回”。他说了。他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他说了。说出来的话，会推着他走。他需要被推一下。
中午，陈校长叫他去吃饭。今天陈校长的妻子炖了鸡，鸡汤很浓，上面飘着一层金黄色的油。林晓川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端着一碗米饭，碗里堆着鸡肉和土豆。陈校长的妻子给他夹了好几块肉，说“多吃点”。他说“够了”。她说“你太瘦了”。他没有再拒绝。他把碗端到嘴边，扒了一口饭，咬了一口鸡肉。鸡肉炖得很烂，骨头一抽就出来了。他吃完了碗里的饭，陈校长的妻子又给他盛了一碗。他说“真的够了”。她说“你才吃了一碗”。他端起来，又吃了一碗。吃撑了。他坐在板凳上，肚子胀，不想动。阳光很好，晒在脸上，暖的。他把脸仰起来，对着太阳，闭着眼睛。光透进眼皮，红彤彤的。他听着院子里的声音。鸡在叫，陈校长的妻子在厨房里洗碗，碗碰碗，叮叮当当的。陈校长坐在他旁边，点了一根烟。烟从鼻子里喷出来，在阳光里飘。陈校长说“你下个月有没有什么事”。林晓川说“没有”。陈校长说“那你跟我去县里一趟，开个会，普通话教学的会”。林晓川说“我去合适吗”。陈校长说“合适，你教得好”。林晓川说“好”。他站起来，帮陈校长的妻子收了碗，洗了碗。水凉了，从水窖接来的，冰手。他的手指冻得发红，但他没有缩手。他一个一个地洗，洗完摞好，放在碗架上。碗架是木头做的，钉在墙上，碗倒扣着，水从碗底往下滴，一滴一滴的，滴在台面上，溅开。他看着那些水滴，觉得它们像钟。滴一下，时间走一下。时间走了，事情就过去了。他擦干手，穿上外套，走回学校。
下午，他批改作业。拼音本上写满了“zh、ch、sh”。上周教的翘舌音，孩子们练了一周。李小梅的“zh”还不太准，舌尖卷得不够，念出来介于“z”和“zh”之间。赵小燕的“ch”冲出来了，气流很大，吹得纸上的灰都飞了，但她喷口水，作业本上有一个一个的小湿点。刘磊的“sh”卷舌了，舌头位置对了，但还是漏风，气从门牙的缺口跑出来，声音嘶嘶的。他在写得好的旁边画红圈，画了三十多个。红圈画多了，笔芯没水了，写出来的字颜色很淡，像快没墨的打印机。他换了一支新的，新笔写出来的字很粗，红圈很显眼。他在李小梅的本子上写“舌头再卷一点”，在赵小燕的本子上写“气流小一点，不要喷口水”，在刘磊的本子上写“漏风没关系，舌头对了就好”。他写这些评语的时候，想起自己在格拉斯哥写的论文导师评语。导师写“good progress”，他看了好几遍，觉得那个“good”很轻。也许在导师眼里，这个进度确实“good”，但对他来说，每一个“good”都是一次确认——他还活着，还在做，还没有放弃。现在他写的评语也很轻，但他知道孩子们会看重它们。因为他的老师没有给他写过评语。他的作业本发下来，只有勾和叉，没有字。勾是对，叉是错，没有“好”，没有“加油”，没有“有进步”。他知道没有评语是什么感觉。不是失落，是忽略。你的作业被看了，但你没有。他不想让孩子们知道那种感觉。
批完作业，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山。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作业本上，照在他的手上。他把手翻过来，看着手背。手背上有冻疮，红红的，肿肿的，痒。他用指甲掐了一下，疼。疼比痒好。痒是身体在叫，疼是身体在回答。他用指甲又掐了一下，再掐一下。掐了三下，不痒了。他放下手，把作业本摞好，放在桌角。本子摞得很高，快倒了，他用另一本书挡着。那本书是《现代汉语词典》，从格拉斯哥带回来的，翻了很多次，书脊裂开了，用透明胶粘着。他把词典往本子那边推了推，本子稳住了。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在脸上，他缩了一下脖子。风里有春天的味道。不是花香，是泥土解冻的味道，腥的，湿的，活的。他在格拉斯哥闻过这种味道，在三月，在Kelvingrove公园，泥土从雪下面露出来，那股味道冲进鼻子里，告诉他冬天结束了。这里的春天来得更晚，但味道是一样的。他深吸了一口，肺里像被洗了一遍。他关上窗户，走回桌前。
傍晚，他走出教室，站在操场上。太阳快落山了，天边还剩一抹橘红色。他站在那抹光里，看着远处的山路。山路弯弯曲曲的，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这条路的时候，拖着行李箱，走了一个小时，箱子磕在石头上，哐当哐当的。那时候他不认识路，每拐过一个弯都以为到了，前面还有另一个弯。现在他认识了。他知道第几个弯会看到歪脖子树，第几个弯会听到溪水声，第几个弯的石头上有红漆画的箭头。这条路是他的了。不是他拥有它，是他走在上面的时候，它托着他。他住在这里，睡在这里，吃在这里。这条路是他的，山是他的，风是他的。不是说他拥有了它们，是他被它们拥有了。他在它们的里面，出不去了。不是被困住，是被接纳。他转身走回宿舍。门栓还是那个生锈的门栓，他拉了一下，开了。进去之后，拉了一下，扣上了。扣上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校舍里回响了一下，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晚上，他从枕头下面拿出录音机。录音机是旧的，在镇上二手店买的，十五块钱。外壳是灰色的，边角磕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塑料。磁带还在里面，他之前录的。他按了一下播放键，磁带开始转，沙沙的。他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先是一个女孩的声音，“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念得很慢，每个字都用力，“船”字的声调往上扬了一下，然后落下来。是李小梅。她的声音有点紧，像在用力气把字从嘴里推出来。接着是赵小燕的，“天气凉了，树叶黄了”，声音很小，像在说悄悄话。念到“黄了”的时候，她的声音往上扬了一下，像在问问题。然后是刘磊的，“草芽尖尖，他对小鸟说，我是春天”，“春”念成了“村”。他没有停，继续念，念到“夏天”的时候，“夏”念成了“下”。念完了。磁带还在转，沙沙的，然后是空白。他听着那些空白，想起录音的时候孩子们都在教室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课桌上，照在拼音卡片上。李小梅念完之后看了他一眼，等他说话。他没有说话，点了点头。她现在不在，赵小燕不在，刘磊不在。她们在各自的家里，也许睡了，也许没睡。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她们的声音在这盘磁带里，在他的枕头下面。他把录音机关掉，倒带，重新播放。又听了一遍。听完之后，再倒带，再播放。他听了三遍，然后把录音机放回枕头下面。他把这些声音留着，不洗掉。它们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收藏。比学位证书重要，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他躺下来，闭着眼睛。煤炉里的火还燃着，铁壶里的水在响。水开了，咕嘟咕嘟的，蒸汽从壶嘴里冒出来，在灯下变成白雾。他听着水响，想起小军。小军的声音不在录音机里。他没有录过小军的声音。他和小军在一起的时候，没想到录。小军走了之后，他想录了，但录不到了。小军的声音在他的记忆里，很轻，很小，像蚊子在飞——“b”。只有一声。那是小军念出的第一个拼音。他等了很久才等到那一声。他蹲在小军的桌前，看着小军的嘴巴，等。小军低着头，嘴巴动了动，没有声音。他说“没关系，慢慢来”。小军的嘴巴又动了动，还是没有声音。他说“你跟着我念”。他念了“b”，小军的嘴巴张开了，气流从嘴唇之间冲出来，带出了一个很轻很轻的“b”。只有一声。但这一声就够了。它告诉林晓川——小军在，小军在试，小军没有放弃。他不需要录音机，他记得。他把被子拉到下巴，缩在里面。被子还是湿的，棉絮结成了块，压在身上很重。但春天快到了，湿气会走的，棉絮会蓬松，被子会轻。他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