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校长说好了周三去县里。周二晚上，林晓川把该带的东西装进书包——笔记本、两支笔、一瓶水、一包饼干。饼干是陈校长妻子给的，夹心的，奶油味，装在塑料袋里。他看了看书包，觉得东西够了，又放了一包纸巾进去。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紧张，是想不出在会上要说什么。陈校长说“你分享一下你的教学方法”。他的教学方法？他有什么教学方法。他教拼音，教声调，教孩子们念课文。这些方法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在格拉斯哥学的，是自己摸索的。他不知道这些方法值不值得在全县的老师面前说。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脖子。窗外的风小了，报纸不响了。他闭着眼睛，听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不快不慢。他数到一百多，睡着了。

周三早上，他比平时早起了一个小时。天还没亮，煤炉灭了，房间很冷。他没有生火，穿上衣服，去水窖打水。水窖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一个水泥池子，上面盖着木板。他把木板掀开，把桶放下去，提上来。水很冰，桶壁上结了一层薄冰。他提着桶走回宿舍，倒了一点在脸盆里，洗脸。水冰得脸发疼，他用毛巾擦干，脸上冒白气。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脸色发白，嘴唇干裂了。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舔到血。裂口不大，血丝细细的，他不管它。

陈校长七点来学校接他。摩托车停在操场边上，发动机没熄火，突突突的。陈校长戴着安全帽，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拉链拉到脖子。林晓川背上书包，坐上摩托车后座，抓住陈校长的肩膀。陈校长说“抱紧，别掉下去”。林晓川抱住陈校长的腰。皮夹克很滑，他换了几次手，才抱稳。摩托车开动了，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他眯着眼睛，看着路两边的树往后退。山路弯弯曲曲的，陈校长开得很快，每个弯道都倾斜着过。林晓川的身体往外甩，他用力抱住陈校长的腰，脸贴着陈校长的后背。皮夹克有烟味，混着汽油味，不好闻，但不讨厌。

到了镇上，他们转大巴。大巴在车站等着，车门开着，司机在抽烟。陈校长买了票，林晓川跟着他上车。车上人不多，他们坐在最后排。大巴开了，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成村庄，从村庄变成小镇，从小镇变成县城。县城比镇大，有红绿灯，有高楼，有商场，有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林晓川看着窗外，觉得这个地方很陌生。他在格拉斯哥待过，在北京待过，在南方小镇待过。但这些地方都不一样，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味道。县城的味道是汽油味、炸鸡味、和灰尘味。他不喜欢，也不讨厌。

到了县教育局，他们下了车。教育局是一栋灰色的楼，六层，门口挂着牌子，白底黑字。林晓川站在门口，看着那块牌子，想起自己投简历的时候，投过县教育局的岗位。没有回音。现在他站在这里，不是以求职者的身份，是以老师的身份。他跟着陈校长走进大楼，上了三楼。会议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各乡镇的老师，有的在说话，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翻笔记本。林晓川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把书包放在脚边。陈校长坐在他旁边，拿出一根烟，看了看墙上“禁止吸烟”的牌子，把烟收回口袋。

会议开始了。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台上，拿着话筒，说普通话。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带着北方口音，卷舌很重。他说县里要推广普通话教学，各乡镇要重视，要落实。他说了很多，林晓川听进去了，也漏掉了一些。漏掉的部分是他不需要的，听进去的部分是他已经在做的。他听着，觉得这个会和他关系不大。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普通话重要，他每天在教。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重视，他已经在重视了。他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骨。

轮到各乡镇代表发言。前面的几个人说得很好，有的准备了PPT，有的准备了讲稿，有的脱稿说了一长串。林晓川听着，手心出汗了。他不知道自己上去要说什么。陈校长在旁边小声说“你第三个”。林晓川说“嗯”。他的胃开始翻涌，和坐大巴一样。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握住那张糖纸。糖纸叠得很小，边角扎着手心。他握紧了。

台上的人说完了，主持人说“下一位，青溪小学，林晓川老师”。林晓川站起来，走上台。他站在话筒前，看着台下的人。几十双眼睛看着他。他深吸了一口气，说“我叫林晓川，是青溪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声音不大，但话筒把声音放大了，在会议室里回荡。他听到了自己的回声，闷闷的，像在录音机里听到的一样。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我教孩子们普通话，从拼音开始。先教声母韵母，再教声调。我发明了一套声调操，用手势帮助孩子们掌握四个声调”。他伸出手臂，比划了一下。“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台下有人笑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好笑，但他没有停。他继续说“我还用录音机录下课文，让孩子们跟读。他们喜欢听自己的声音，听多了，就不怕了”。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台下的人，他看着会议室后面的墙。墙上挂着一幅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盯着那个“本”字，把要说的话说完了。然后他鞠了一个躬，走下台。掌声。不是很多人在拍，但有人在拍。他坐到座位上，手还在抖。陈校长在旁边说“讲得好”。林晓川说“我结巴了”。陈校长说“没人在意你结巴，他们在意你说的内容”。林晓川没有说话。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糖纸。糖纸被手心捂热了。